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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制度的改革如何为初创企业提供动力?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瓦伦蒂娜·阿塞诺娃(Valentina Assenova)的最新研究表明,初创企业可以从制度改革中获益,这些改革措施包括降低企业组建和成长的障碍,增加融资和退出的渠道,并在失败时缓解清算和破产带来的压力。这些改革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结果:在实施此类改革措施的国家,申请加入风险加速器(venture accelerators)的公司数量平均增加了17倍。

阿塞诺娃在上个月出版的《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制度变迁与早期创业选择:来自创业加速器申请者的证据”(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arly-Stage Startup Selection: Evidence from Applicants to Venture Accelerators)的论文,详细阐述了这些和其他关键发现。

阿塞诺娃在最近一次和沃顿知识在线的访谈中表示,随着制度性改革的进行,企业家们“看到了与这些加速器合作以拓展社交网络、获取新知识以及获得额外资本的更多价值”。

下面是经过编辑的谈话记录。

可思数据是什么促使你进行这项研究的?

阿塞诺娃:关于各种类型的环境变化和制度改革如何影响诸如风险加速器机构选择早期创业项目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我考察的中心问题是,制度改革如何影响诸如风险加速器机构对初创企业的选择?

无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实践者,创业初期都是一个我们不太了解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创业数据都非常容易产生幸存者偏差。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些真正成功的公司,这些都是异类。创业的大多数结果是失败。

此外,我们很少看到初创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些阶段之所以重要有很多原因。而风险加速器的选择最终将决定这些初创企业获得资金和资源的成长管道。制度改革涉及到监管和政策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影响整体创业环境。

可思数据一般来说,什么样的法规和政策会影响企业家创办新企业的能力?

阿塞诺娃:有几种不同类型的法规和政策,其中有一部分对某些行业的影响更大。但我的这项研究中是从比较和国际的角度来看,因此我主要关注创办、成长和退出新公司的难易程度。

这些规定涉及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最低实收资本要求、注册运营的程序繁琐程度,以及破产、诉讼和清算程序等方面的规定。

可思数据你的研究特别关注创业加速器(venture accelerators)的选择。创业加速器做了什么?还有,你为什么特别关注他们?

阿塞诺娃:风险加速器相当于是早期初创企业的机构赞助商。其他类型的赞助商包括初创企业孵化器、新兵训练营、天使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之所以要研究风险加速器,是因为它们在初创阶段对企业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速器通常提供资源,帮助企业家学习,并加快失败或成功的时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企业探索开发新产品或将新技术推向市场的过程。

这些赞助者不仅在支持高增长的创业精神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当地生态系统中选择和发展初创项目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我的样本中,超过61%的公司基于新技术。风险加速器会评估初创团队及其想法。他们拒绝了90%以上的申请者。他们是第一阶段选拔的关键把关人,这将缩小初创企业在获得融资和规模扩张资格之前的创业管道。

可思数据你的研究样本主要来自哪里?

阿塞诺娃:我研究的数据来自埃默里大学和阿斯彭发展企业家网络“Aspen Network for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一个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支持新兴市场创业的全球组织网络)之间的研究合作。这项研究合作已经收集了来自170个国家的13770多名申请者的大量数据。我们在这些国家有完整的加速器申请库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申请者中有哪些被拒绝了。我还考察了许多国家的监管制度改革如何影响风险加速器选择项目。我还研究了这些政策改革是否影响了申请创业加速器资源的初创企业的组成、规模和质量。  

可思数据您主要的发现是什么,以及这些发现对政府、风险加速器和其他方面有什么影响?

阿塞诺娃:这些发现与我们的一些直觉一致。我研究了不同国家的这些改革是如何影响申请者队伍的规模和质量的。例如,制度变革导致每个加速器的申请人数增加——平均而言,在实施此类改革措施的国家,每个加速器项目的申请者在128到136人之间,或者说每个开放名额的申请者数量大约是平均规模的17倍。

我们所说的这些制度改革为新公司的创办、获取资本、发展壮大、减少不利因素(失败风险)以及从破产中恢复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它们导致通过与风险加速器合作获取资源的新公司数量激增。

企业家对与风险加速器合作的价值的看法在这些国家也有急剧的正向改变。他们认为,与风险加速器合作在拓展社交网络、获取新知识以及获得额外资本方面更有价值。他们普遍热衷于将加入创业加速作为一种选择。

然而,这些变革对企业家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申请者激增,项目质量有所提高,导致更多的申请者现在被拒绝了,所以选择变得更有竞争性。平均而言,即使对于只实施其中一项改革的国家,申请人被选中的概率也下降了5%至7%。对于那些进行了多方面改革的国家,这一比例下降了10%左右。

很多创业者会认为,现在他们的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但是,因为竞争的加剧,获得这些资源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对于加速器的管理者来说,这意味着竞争性越强,他们最终挑选的项目质量就越高。这些项目拥有更多专利、更多员工、更大的创收前景,以及更高的计划股本增长。

可思数据查看您的研究所覆盖的国家,从发展中经济体到较发达经济体,再到发达经济体,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有。在所有的市场中,您发现了相同或不同的障碍吗?

阿塞诺娃:这些经济体有不同的考虑。有些创业环境非常有利于公司发展。例如,加拿大和美国一样,进入壁垒很少。例如,在美国,成立一家新公司只需几天时间。澳大利亚是另一个发达经济体的例子,在那里创办一家新公司很容易。

但是从另外一端看,如果项目进展不顺利,那么一个人收回最初投资的价值有多容易呢?有一些制度性改革改善了破产程序,导致新的创业加速器申请者激增。我们的样本中还有很多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例如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或东欧国家。

我也看了印度和中国。我观察到,印度一直积极主动地改善早期初创企业的环境,比如减少创业企业在开始、发展和退出阶段的阻力。

可思数据:您的研究提出了哪些问题,让您在下一步将继续探索?

阿塞诺娃:它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影响我们观察到的公司结果的选择压力有多大?很多创业研究都是基于成功案例。我们知道,成功不是模式结果。因此,看看监管改革如何影响后期阶段的选择,比如美国的风险资本家、天使投资者会如何选择,将会很有趣。

这里还有一个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那就是研究监管改革之间的区别,以及在执行层面的情况如何影响各地区创业生态系统发展和早期创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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