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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挂号长龙到AI问诊 看40年医疗服务巨变

一张并不起眼的主要健康指标变化情况表格,在精彩、振奋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展示,其中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增长到2017年的76.7岁,9岁的增加乍一听感觉并不太多。但相较于人类寿命用了几千年时间从石器时代的15岁增加到上世纪50年代的35岁左右,9年是一个人类拒绝向残酷自然妥协的巨大成就。
 
“我国人均寿命提高那么快,有营养、社会环境的因素,也在于医疗、药品方面的大大改善。”1961年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的药学专家李大魁见证了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他说,“开始的时候药品短缺,我们想用青霉素都没有,得跟药厂好好说让他们给找。现在国际上的好药很快就能进入中国,国内高质量的药也越来越多。”
 
以往熙熙攘攘的挂号大军消失不见
 
以前,北京三甲医院门口挂号的队伍排成长龙。如今,所有三级医院均积极应用信息技术开展预约诊疗,绝大部分患者不再需要排队,只需要在预约时间段到达医院就能看上病。
 
凌晨5点,黑压压的人群排成长龙,伴随着漫长的等待,还不时有人晃过来向焦急的面孔询问“要不要号”。七八年前,北京三甲医院的门口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全新的一天。
 
排队挂号,进入医院的这第一步,就需要花费患者巨大的时间成本。也正因此才滋生了“票贩子”“黄牛党”“代人排队”等生意。为了利益,大量的“号”落入了并不急需的黄牛们手里高价倒卖,而急需的患者却可能在苦苦排队数小时后被告知已经没有专家号。
 
随着信息手段的丰富和发展,信息不流通、不对称造成的问题在一步步化解。2015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启动了首个3年的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针对看病就医瓶颈问题,创新医疗服务举措。
 
数据显示,近年来,所有三级医院均积极应用信息技术开展预约诊疗,4100余家医院可为患者提供信息查询和推送服务,是2015年的4倍;2777家医疗机构可提供移动支付结算,是2015年的3倍。
 
北京市卫计委副巡视员高小俊表示,提高了预约率,就诊将更精准。北京先后推出了网络预约、电话预约和院内预约以及医联体内的预约。例如北京肿瘤医院的预约方式一共有9种。截止到2017年底,北京市三级医院总体预约率为61.8%;市属22家三级医院,2017年的预约率超过了86.2%。
 
近九成的预约比例,意味着以往大医院挂号时熙熙攘攘的景象将得到改观,绝大部分的患者不再需要排队,而只需要在预约时间段到达医院就能看病。
 
“不让大医院成为就医唯一选择”是避免“扎堆”就医的另一对策。今年初,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介绍“改善医疗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工作”进展情况时表示,县医院在对口支援医院帮助下,新建临床专科3600个,22个省份建立了省级远程医疗平台,覆盖1.3万家医疗机构、1800多个县。2017年远程医疗服务总例次超过6000万。这些工作使得人们有机会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传染病防治的“受援者”华丽转身
 
上世纪90年代,我国要接受国外生产线转让才能获得疫苗生产能力。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我国援非医疗队给予援助。十几年的时间,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国际角色从“受援者”变为“援助者”。
 
上世纪90年代,我国10个人里就有1个可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我国需要通过接受国外生产线转让的方式才能获得疫苗生产能力。
 
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我国援非医疗队给予专业、强大的援助。中国自主研发的“重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于2017年10月获批上市,并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
 
十几年的时间,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国际角色从“受援者”转变为“援助者”。在制度建设、专业团队、研发方面产生了巨变。
 
2004年8月,我国通过新的《传染病防治法》,对传染病预防,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等做了明确的制度规定。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0—6岁儿童的预防接种疫苗种类逐步增加。例如:自2002年开始,我国乙肝纳入计划免疫,随后中国将乙肝疫苗纳入中国新生儿计划免疫的一部分,在新生儿群体中,乙肝疫苗覆盖率在90%以上,母婴成功阻断率达到95%。
 
除了普惠性的疫苗接种服务,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经国务院批准,“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专项)于2008年启动,由国家卫计委和军委后勤保障部牵头组织实施。
 
该专项支持建立了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常见病原和罕见病原的筛查技术体系,建立了由12个核心实验室、91个区域重点检测实验室和800余个哨点医院组成的跨部门、跨地区传染病症候群监测实验室网络,在近年来H7N9禽流感、埃博拉等历次重大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
 
重大专项的实施大大提升了我国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应对能力。“3年前,禽流感形势紧张的时候,我们向国外药厂买疫苗,他们表示两年以后才可以交货。”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在一次会议上回忆,“最后我们的院士直接下药厂指导生产,5个月内把产能提高了30倍。”
 
找医生问诊前先和AI聊聊病情
 
AI轻问诊把医生从病例录入、开化验单等繁重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为患者提供更加有技术含量的医疗服务,让医生获得更强的职业幸福感。
 
更大的巨变还在“路上”。“互联网+医疗”的开放场景下,未来已来。
 
“全息数字人是大数据中心形成的一个可视化的服务模式,它能够实时向你提供各种生命体征、健康指征,还配合生产、生活当中你所产生的所有数据,向你提供准确可靠的健康与医疗方面的提示。”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金小桃描述了一个医疗未来科幻版。
 
这个虚拟主角的每一个单元正在充分“生长”。网上轻问诊已经开始一部分由AI(人工智能)接管。“先和AI‘聊一聊’,主诉症状、过往病史,等见到医生时,系统已经将初步情况接入,双方就直接切入主题。平安好医生每天超过50万人次的问诊中,很大比例是由AI完成的。”平安科技首席医疗科学家谢国彤认为,例如影像检查时间凑不到一起要跑好几趟医院、长期用的药需要排队请医生开单等,这些“麻烦”会因为“互联网+”能够突破时间、空间上的障碍而不成为问题。
 
从医生的角度,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焦顺昌也很欢迎AI对轻问诊的接管,“把医生从病例录入、开化验单等繁重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为患者提供更加有技术含量的医疗服务,能让医生获得更强的职业幸福感。”
 
2018年9月,国家卫健委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3个文件,推动医疗行业的AI赋能快步进入“成长期”。
 
疾病风险预测、影像筛查辅助诊断、智能质量控制、临床决策支持……这些在医疗AI语境中发力的方面翻译过来就是:预测会不会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帮忙“看片”、在医生疏忽时提醒、学习大量论文和临床经验后给医生出主意……截至目前,AI正以各种不同的角色历练、升级,为未来的“合体”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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